民国后期，新桥老街上的芮润生首开了一爿奉茶兼有说书的茶馆店，座落在离老桥十多米处，店面在街后的第二进，一排四间平房。大门朝东，说书坊占房三间，可放七八张八仙桌，靠北墙用木板搭一个说书艺人开讲的桌台。台上没有布景，一张凳子、一张课桌，桌上放一块黑里透红的“惊堂木”，是说书艺人的道具。

    茶馆店上午供新老茶客喝茶谈天，茶客大部分是街上的老年人，一般都有点身份，农民很少上茶馆店喝茶的；下午和晚上说书艺人开讲，听众买票听书，期间也供茶。茶馆店主人芮润生，本人也会说书，他熟读许多古典名著，尤其是除暴安良为主题的侠义长篇，他还会结合实际生活自编段子。他说的是“大书”，如《飞剑奇侠传》。他在台上说书，坐在下首或台下头排的徒弟，嗯嗯啊啊，边击板边“拖下板”。听书人多的时候有百余人。老茶客座位也多固定，他们靠近书台坐，边喝茶边听书；座位不够时，就有人站着听。说的长篇书目有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岳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彭公案》、《施公案》、《今古奇观》。也有一些书目很有地方特点，如《常州大侠白泰官》、《卜灵望》、新编《褚凤娣》等，说这些地方书时听众更多。为适应听众的需求，大约二三十天就要换一个说书艺人。名声大的有金荣光，新桥金家庄人，抗日战争前40多岁，到芮家唱道情，专唱“隋唐传”，还搭搭板；还有专说《岳传》的张荣生。有时也换一种艺术形式，如请来苏州的评弹艺人。听评弹的人少些，那是“阳春白雪”，但有文化、有身份的人爱听，书钱可以多收些。

    那时一次喝茶、听书一般三五个铜板。说书艺人自有揽钱的招术：在说到最精彩、最紧张的当口，他会突然一拍惊堂木，站起身说：“各位先生，欲知下情，明日请早！”这时，往往会有人出来联络临时加书钱，要艺人接着往下说，这时会有人拿着托盘到台下收钱。行话管这叫“拨书”。

    茶馆店有时还是调解民事纠纷的好场所，民间有人称之为“吃杠茶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新桥或近处的村民等因为造房子、兄弟分家、打架吵闹等矛盾激化，引起了争端，为了调解，他们便请上地方上的“大先生”（即有权威、声望好的人）上茶馆。有一位叫高伯林的大先生，当时称“里正”，家住西刘家塘，有家财有文才，周围村上人都很尊重他。凡因买卖田土、房屋、耕牛等，双方都去请高大先生吃“杠茶”进行调解、做纸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江家塘一名叫陆金林的“憨头”将一块田卖给陆才生，田价讲好后，卖主提出田里已下了麦种子，要加算，卖主不同意，买卖双方就大吵大闹起来。于是俩人就去请高大先生“吃杠茶”。高对买主陆才生讲：我曾借你耕牛耕田，牛腿被你不小心拆坏了，没有要你赔；现在陆金林问你要加点种子钱和工钱是应该的，从来没有卖“白田”的。陆才生无话可说就答应了。旧时代民间“吃杠茶”对社会和谐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。

——万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