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说李广宇法官的《裁判是怎样写成的》完全打破了大众对法律类书籍的固有认知，那么《判词经典》一方面为读者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中国法制史开辟了路径，同时发人深思，应该如何吸纳借鉴古人的判词智慧，写出一份精彩的裁判文书。

法律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裁判文书展现的。“言而无文，行之不远”。如果裁判文书“千篇一律”“过于刻板”“短于说理”“缺乏情理”“瘪于文采”，如何让人民群众内心信服、真正接纳？法律不是刻板教条的，法律原则的运用需要裁判者去权衡、去判断，以一颗炙热的心去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确认的实事和观点。

 说到唐代判词，必定提到张鷟的《龙筋凤髓判》，研究清代判词，必读于成龙的《婚姻不遂案之判》。

《婚姻不遂案之判》说的是罗城人冯汝棠膝下有女名叫婉姑，不仅姿容秀美而且颇有才华，与私塾老师钱万青两情相悦，私定终身。钱万青托请媒人说合，得到冯汝棠应允。但是中途冒出来一个纨绔子弟吕豹变，好色贪淫，迷恋婉姑貌美，便贿赂婉姑的婢女离间婉姑与钱万青的关系，又托媒人利诱冯汝棠。冯贪图吕的钱财，撕毁与钱的婚约，将婉姑许给吕豹变。迎亲时，婉姑以剪刀刺伤吕豹变。于成龙在广西罗城当知县，处理了这包含三个纠纷的案件：一是钱万青诉冯汝棠悔婚案；二是冯婉姑诉吕豹变强抢民女案；三是吕豹变诉冯婉姑刺伤亲夫案。

于成龙的判词，把同时涉及刑事和民事而又互相关联的三个案子一并处理，不仅把事情分析得清清楚楚，逻辑严密，更在处理青年男女因两情相悦而起的私情问题上，能够不拘泥于封建礼法，做到据理察情而断，判结良缘；对待冯父，从法律因素考虑本应严惩，但结合人情因素免除了刑罚；对于纨绔子弟吕豹变，破坏他人父女情谊、男女爱情，予以仗责，以儆效尤。这样的判词不仅为当时人们所称颂，也为后世所敬仰。

中国古代判词的魅力在就在于：既具“情理”又具“文采”。读《判词经典》，当思考如何提高裁判文书质量，在文质并重中，既“说情”，也“说动”。

中国古代判词说理推崇“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”。理智的分析是说理的重要途径，但若裁判文书以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来说理，是无法使人心悦诚服的，也难以让法律实施的效果落到实处。中国古代判词说理不囿于理智的分析，不主张“机械、冰冷、繁琐的逻辑论证”，而是注重情感共鸣。如亚里士多德所说，当听众的情感被演说打动的时候，演说者可以利用听众的心理来产生说服的效力。

典故，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积淀，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“势能”。典故具有巨大的说服力，巧用典故往往使得裁判结果变得更加容易被接受、更加容易。比如，白居易在处理某男甲因媳妇当着舅姑的面呵斥狗就要休妻的案子时，在《甲乙判》中引用了“宜还王吉之妻”的典故。王吉为西汉人，其妻一日见邻家枣树枝伸到自家院内，便摘了几个枣子给丈夫，王吉便休了她。在白居易看来，甲妻与王吉之妻的行为，都不足以被休，也不合律法“七出”之条。

但是，在现代裁判文书中运用典故要格外注意恰当，如果过多或不当，会让群众读起来费解，不免有“掉书袋”之嫌。

中国古代判词注重道德教化，具有息讼、教化的社会功能，激发人们内心存在的正义感和自律心。下判不停留在惩罚上，也不囿于叙述案情、说明理由、不囿于仅仅依法作出判决，而是在充分发挥法律“不敢为非”的底线之上，把目标定得更高，致力于惩恶扬善，劝诫教化百姓，化解社会矛盾和修复社会关系，主动承担“寓教于判”的道德教化功能。

我们在制作裁判文书时，也要注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加强裁判文书说理，主动担负起执法办案、定分止争、惩恶扬善、维护正义的使命。

“经”和“典”是古代中国司法官十分看重的说理方式。也是大国自信的体现。“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”，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源头活水。

波斯纳法官曾说，文学力可能是法官优秀特征中比分析力更重要的一个特征。李广宇法官也提到，能千古流芳的，更是“文学性”法官。

在判词中用深入浅出的经典，处理芸芸众生的平常故事，讲给形形色色的当事人听，何尝不可？

《判词经典》启示我们，要更加重视裁判文书的制作。衡量法官素质不可忽略裁判文书制作水平；要转变“重实体，轻程序”“重事实叙述，轻裁判理由”“重结案报告，轻裁判文书”的传统观念与惯性思维；重视文书制作中对案情证据的分析与论证，强化文书说理。

期待有更多像李广宇法官这样肯钻研、肯下功夫的法官，也期待看到更多说得清、看得懂、有感情的裁判文书。  （作者：综合办 史璞頔）